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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见||蓝红军: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9-11-12 19:57:54 来源:匿名

资料来源:上海译文,2019年第4期

出发地:翻译研究

目前,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翻译研究者必须积极面对翻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为了对翻译技术进行研究,除了考察技术发展的可行性和技术应用的有效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思考翻译技术发展和应用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和后果。本文论证了翻译技术的伦理属性,分析了翻译技术的伦理影响,预测了翻译技术发展的伦理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技术伦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2018年9月,智虎的最后一篇文章(1)题目是“你的人工智能兼职能更风骚吗?”引发了舆论风暴。文章作者王贝尔指控HKUST迅飞在2018年新兴产业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上伪造人工智能。这篇文章迅速传播开来。荀飞立即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并遭到了大量的质疑和批评。HKUST的荀非尽力将其解释为“沟通不畅”造成的“误解”。这场骚乱背后有许多因素。人们表现出不同的关切,从对翻译技术产品过度商业宣传的不满到对侵犯口译员权益的愤怒。在许多人看来,这一事件和许多其他新闻热点一样,只是日常对话。然而,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它凸显了翻译技术发展带来的机器与人之间的冲突,这足以引发(也应该引发)翻译研究者对翻译技术的伦理思考。

伦理学不是翻译研究的新课题。早在2001年,国际翻译杂志《译者》就出版了一期特刊《回归伦理》,标志着翻译研究中所谓的“伦理转向”。技术哲学领域的“伦理转向”发生得更早(3)。20世纪90年代,技术研究的伦理层面得到了强调。学术界更加关注技术对人类生活的伦理后果,出现了许多技术伦理分支,如生物技术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纳米技术伦理、新媒体技术伦理、工程技术伦理和技术伦理教育。学者们对特定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研究课题丰富多样。然而,相对于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翻译技术的伦理研究却很少。虽然学术界已经开始对翻译技术现象进行积极的理论探讨,如cronin,2013年《数字时代的翻译》和kenny,2017年《翻译技术中的人类问题》(Human Issu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都涉及到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但目前对翻译技术的伦理还没有专门的研究。《知网》显示,截至2019年5月,标题中包含“翻译技巧”和“伦理”的期刊文章数量仍为“0”,只有郝接君(2016)和银燕、刘俊平(2016)讨论了技术条件下翻译行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那么,翻译技术和伦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翻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哪些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哪些理论课题?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性思考。

首先,翻译技术的伦理负荷

技术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反映了人类理解和改造自然的程度和水平。技术不仅指计算机、高速列车和飞机等现代工程产品,还包括四种相互集成和渗透的元素:1)作为物理对象的技术,包括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2)技术作为知识,包括技能、规则、技术理论等。3)技术作为一项活动,包括制造、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4)作为意志力技术,包括意志、倾向、动机、欲望、意图和选择等。(米查姆,1994:161-267)这种多重异质性表明技术既有主观属性,也有客观属性。作为一种物理工具,技术在人们眼中是中性的,本身没有好坏之分。然而,技术是“通过某种中介手段来实现目标而形成的”(卡尔·雅斯贝尔斯,1989:116),这意味着物化对象形式的技术也有其主观价值负荷。

翻译技术是指“应用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的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包括诸如文字处理软件和电子资源等计算机信息处理工具,以及诸如语料库分析工具和术语管理系统等特殊翻译工具”(bowker,2002:5)。翻译技术作为一种物化工具,形成于各种工具和设备中,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相对价值独立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像所有技术一样,翻译技术是人类有目的地创造的。它既是人也是人。翻译技术作为人类的技术手段和活动之一,在技术与翻译的互动整合中,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

伦理是处理社会行为主客体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处理或影响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是伦理行为。人们的伦理行为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同时也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和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在现代语境中,翻译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不是单一的。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调整源语言与其使用者、目标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文本解释活动,调节着文本意图、作者意图和受众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符号间信息传播活动,调节着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调节着文化自我和文化他人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服务活动,调整服务产品的客户和用户之间的关系。翻译作为一种民族身份建构活动,调整着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在翻译构成和调整的各种客体关系中,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主体意识、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不同主体之间会发生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的矛盾和冲突。当它作用于不同的物体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后果。因此,人们需要建立伦理标准和规范来调整翻译中涉及的关系。

现代翻译技术也是基于社会需求。它有相关主体的目标利益、价值取向和权力话语等社会因素。没有相关主体的行为目的和兴趣需求,翻译技术的“有用性”就无从谈起。因为翻译技术行为的主体是多样的(包括开发者、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用户等)。)而受翻译技术行为影响的对象也是复杂多样的,翻译技术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价值妥协和利益协调。“一般来说,行为本身只是一种简单的事实状态,并没有被赋予任何道德价值。但是,一旦这种行为通过某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对行为主体或相关他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这种行为就有善恶之分,并具有道德特征。”(张传友,2006:8)因此,翻译技术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将会产生相应的伦理后果。

目前,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和不可逆转的趋势。肩负着关注现实使命的翻译研究者必须积极面对翻译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翻译现象和问题。为了研究翻译技术,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技术发展的可行性和技术应用的有效性,还需要思考和研究翻译技术发展和应用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后果。

二,翻译技术的伦理影响

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多方向、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影响,这一直是伦理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然而,翻译技术的潜在影响还没有在伦理学和翻译界得到具体而深入的讨论。翻译技术发展迅速,其伦理影响无疑需要关注。我们需要知道如何理解与翻译技术相关的各种伦理关系的合理定位,并限制翻译技术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目前,“翻译机器会取代笔译员/口译员”已成为翻译行业内外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个话题的出现表明人们担心翻译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后果。然而,目前翻译技术与人类的关系似乎只关心机器翻译是否会使笔译员/口译员失业。我们仍然需要对翻译技术发展的许多可能影响有一个持续、深入和广泛的理解。

目前,语言服务行业已经呈现出技术整合的特点,翻译从业人员越来越离不开专业技术设备。然而,翻译技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译者的劳动工具。应该说,它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译技术长期以来在网络世界无处不在,翻译应用已经成为人们电脑和手机中的一个常设软件。翻译技术不仅改变着行业和企业,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提高了翻译效率,降低了翻译成本,也改变了翻译界的“人”。作为翻译行为和技术行为的结合,受翻译技术行为影响的对象比单纯的翻译行为和技术行为更加复杂。受影响的对象包括各类个人和个人、个人和群体、个人和社会、个人和机器、群体和机器、人和机器等之间的关系。总之,翻译的技术行为不仅影响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还影响技术主体之间的关系和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1.译者的身体技能优势降低

翻译技术影响人们对翻译技能的理解和对翻译主体技能的获得。一方面,技术作为人体器官功能的延伸,弥补了人体功能的不足。另一方面,技术也通过物化人们的身体技能和技巧削弱了人们对身体技能的重视。随着信息技术在翻译行业的普及,对利益的追求使得翻译公司越来越重视基于过程和基于模型的生产。机器预处理在翻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翻译从业者对翻译策略和技巧的控制较少,技术处理的标准化程度也有所提高。译者体内的技能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工具上,译者语言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译者的工具能力。在翻译记忆工具面前,过去词汇量大的译者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语音转录技术、语料库技术、翻译记忆技术和互联网搜索技术已经变得比人类的听觉、记忆、视觉、手和其他身体器官更强大。因此,速记和字典搜索等经过艰苦训练获得的技能逐渐被忽视,具有语言天赋的翻译也走下了“圣坛”。机器通电后,专业翻译的体力优势不断减弱。换句话说,对于科技时代人们的翻译活动来说,科技工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译者的技能也越来越不重要。

2.翻译的精神价值相形见绌

翻译技术影响着翻译中人的精神要素。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翻译工作的性质。翻译群体不再由社会精英主导,而是由普通人主导。越来越少的译者有精神追求。标准化的翻译质量管理限制了译者在工作场所的创造力。专攻文学翻译的译者很难在市场上谋生。不符合行业翻译速度和效率要求的译者逐渐被淘汰。许多译者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变化,他们作为文化传播者和精神启蒙者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弱化。他们只把翻译视为一种爱好,而不是毕生的精神追求,即关心人类精神家园,追求真善美,塑造理想人格。人们在加强对翻译技术的掌握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对翻译技术的依赖,因此翻译中的精神因素正在迅速消退。

卡尔·雅斯贝尔斯(1989:114)认为“它(技术)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即大规模生产的道路,将所有人类的存在转化为技术上完美的机器的一部分,...他(人类)正在失去传统的连续性。这种认识事实和只为实际功能进行培训的精神受到了轻视。”相应地,由于科技的发展,翻译教育更加注重“实用性”。我们知道翻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职业翻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翻译技术中“人”的退休也使得职业翻译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有思想的译者,而是满足社会大规模翻译生产的需要,培养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技术工具的专业人才。mti教育旨在培养“高级、应用和专业”人才。这一定位的核心在于“使用”而不是“思考”。

3.译者的“隐形性”增强了

翻译技术影响译者与社会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文化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译者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翻译史》揭示并批评了这种情况。过去,译者的不可见性意味着译者在翻译中看不到译者的踪迹,译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然而,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没有提高译者的身份,反而消除了译者在翻译中存在的必要性,甚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随时面临“消失”的局面。旅游爱好者在国外旅行时,可以通过手持翻译机器或在手机上安装翻译应用程序来解决跨语言交流的问题。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已经退到了翻译机器后面。被翻译机用户感知的服务提供商不再是具有温度和个性的翻译者,而是定制程序和虚拟翻译者。与此同时,人们对智能翻译机器的尊重实际上增强了译者的不可见性。为了展示他们产品的智能,一些翻译技术开发人员,甚至当译者实际在现场工作时,假装机器正在翻译,并使译者以合同的形式转让其知识产权,从而剥夺了译者展示自己的机会。在“HKUST迅飞人工智能共传造假案”中,HKUST迅飞表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人机耦合”共传模式,通过翻译技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错误。然而,在这种“人机耦合”中,“人”是看不见的,观众既看不见译员,也听不到译员的声音。观众不知道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翻译是由人工翻译,然后由机器转录给观众。观众看到的是机器在“人机耦合”中的工作效果,但他们感觉到了。译者和机器之间明显的冲突实际上是译者社会地位的改变。

4.翻译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翻译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了译者的身份、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精神要素,也改变了翻译行为主体的范围。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从以前的翻译主体增加到三类:翻译主体、技术主体和管理主体。至于技术人员、开发者、用户、投资者、研究人员等。以适当的方式吸收不同的资源参与翻译技术的设计、开发、决策和评估,这不仅会影响翻译技术的效率,还会影响翻译实践的效果。随着演员范围的扩大,翻译技术中演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在涉及现代技术的翻译活动中,伦理行为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个人在现代翻译技术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个体主体的作用正在减弱,群体主体或组织主体的力量正在增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各种主体有不同的兴趣需求,这些兴趣主体也构成了翻译技术实践的多伦理主体网络。

翻译作为一种工业实践,具有经济利益(当然还有其他利益)的分配和相互作用。随着翻译技术的引入和相关学科类别的增加,与翻译相关的利益分配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的众包翻译中,合同授予、分包、翻译、修订、平台技术提供商、众包社区管理人员和其他主体构成了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方式。合同授予主体的参与改变了翻译项目客户和项目参与者之间的传统劳动关系。以经济闻名的众包翻译实际上是基于“志愿者”翻译的无偿(或低薪)劳动。因此,翻译技术降低了翻译成本,改变了资本与笔译员/口译员之间的关系。

当然,翻译技术不仅会带来负面的伦理后果。价值负荷使其具有“行善”的功能。例如,通过技术共享高质量的翻译资源,一方面可能侵犯译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公众受益。不可否认,翻译技术的应用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这是翻译技术伦理二重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翻译技术伦理的重要性才得以凸显。

第三,翻译技术的伦理风险

技术哲学家曾警告说,我们“不能低估现代技术入侵的重要性及其对所有生活问题的影响”(卡尔·雅斯贝尔斯,1989:115)。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造成灾难。无论是技术的发明者、倡导者、推动者还是使用者,都可以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技术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有充分关注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建立和完善规范技术行为的伦理规范,才能有效地趋利避害。就翻译技术而言,我们对它可能带来的风险知之甚少,或者我们的风险意识非常薄弱。人们越愿意享受翻译技术提供的帮助,就越难以预见翻译技术带来的所有结果。

1.技术资源控制器控制翻译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在发展翻译技术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翻译技术的依赖。如前所述,翻译技术弥补了许多人在语言知识和翻译技能方面的不足,也削弱了人们对作为身体技术的翻译技能培训的重视。例如,随着计算机语音识别、录音和转录技术的发展,翻译将变得越来越容易。译者可以在工作中把精力分配到其他事情上,翻译效果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证和提高。当这项技术成为正常的工作条件时,在听写和速记方面培训学生口译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在翻译机器中外部化的能力越强,在译者/口译员中内部化的能力就越不重要。在各种翻译技术的综合作用下,人体技术不断弱化,翻译与技术的关系逐渐从技术辅助翻译和技术支持翻译发展到技术控制翻译。

而随着我们受控于翻译技术的程度的增加,我们就愈发处于翻译技术资源控制者的掌控之中。翻译技术因具有可直观感受到的便利与功能,遮蔽了翻译与技术互动背后主体间的权力话语关系。信息技术时代之前,其他主体对翻译的操控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和赞助的手段进行,译者可以凭借其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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